人知(2/2)

，当曹操以魏王的身份接受天子仪仗后不久，崔琰和毛玠都莫名其妙的被冤枉致死。所有这些，难道仅仅是巧合？又或者仅仅是曹操年老多疑，因为一时的猜忌而杀人么？

事实上，如果把《求贤令》放到曹操代汉的大背景中去看，这些疑问就不难理解了。

根据《三国志集解》中卢弼的说法，我们明显能看到，曹操从208年已经开启了从“汉相”到“汉贼”的步伐，直到218年、219年因为受到刘备、关羽北伐的阻挠，这才宣告了代汉称帝的计划失败。曹操本人也不得不假意以周文王自比，把代汉的任务留给曹丕，然后与世长辞。

那么，曹操既然要建立新的王朝，自然要和那些维护汉室的力量作斗争，而这股力量恰恰来自以汝颍文化世家为核心的汉末士大夫。荀彧、荀悦、毛玠、崔琰、孔融等等虽然拥汉原因不同，但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，同时也是守护汉室的中坚力量。

荀彧与曹操最终反目

而他们的武器，正是以儒家经学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舆论，其对人才的考核标准，最强调德行修养。当时常见的入士途径“举孝廉”，指的就是品行孝顺而又清廉，足可为证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毛玠和崔琰对人才渠道的控制，就成了曹操代汉的绊脚石。

所谓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”，即便他们二人没有“谋反”之意，曹操也不得不清除汉室忠臣最后的权力阵地。

当我们结合和洽的上书，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，再来看这个《求贤令》，其实更像是针对毛玠、崔琰二人的“婉言”批评。

也就是说，曹操不是纯粹的求贤若渴，也不是纯粹的改革弊政，而是把求贤令作为打压异己的手段。而且在《求贤令》之后，曹操还先后发布了两道求贤命令，分别是《取士无废短令》，《举贤勿拘品行令》。两道命令颁布的时间，分别对应曹操代汉的两个重要步骤：

214年，曹操以魏公的身份被天子特诏位在诸侯王上，同年颁布《取士无废短令》；217年，曹操以魏王的身份获赐天子仪仗，同年颁布《举贤勿拘品行令》。两道命令从名字上就能看出，与“唯才是举”的《求贤令》一脉相承，这更加证明曹操倡导的“唯才是举”，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的代汉称帝收买人心。

现在，当我们回过头看《三国志》中曹操对崔琰毛玠的“赞许之词”，其实都是有所保留的。当然，“唯才是举”的主张本身不一定全无合理性，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，东汉的取士传统尽管注重德行，也并不排斥其他种类的人才，实际上，大多数时候官方是主张兼收并蓄的，

么，到底是什么导致租庸调制在短短的数年间失去了施政之基，并造成整个国家无可挽回的衰落呢？笔者认为，若要探寻租庸调制度的衰落，那么必须要从均田制这一始终与之捆绑在一起的田亩制度说起。

一、中唐之前的租庸调制：以均田制为基础推广的“舍地税人”之制

众所周知，唐代中前期一直以租庸调制控制税收，这一制度，虽然在如今看来略显粗旷，但事实上，作为唐代最为重要的经济制度，租庸调制得以推行的背后是一系列经济基础的配合。而在这之中，均田制则是影响其施行效果的关键。

均田制，是自北周以来就在北方广泛施行的田亩制度，随着隋朝的大一统，均田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确立。以唐朝为例，《新唐书》中记载：

“诸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，口分田八十亩，其中男年十八以上，亦依丁男给。老男、驾疾、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，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吉。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。”

可见，均田制所规定的均田，是一种基于一定基准的均田法，虽然囿于现实情况，无法做到全然均等，却已经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田亩分配规则。

钱穆先生在《国史大纲》中对于均田制有着极为精彩的评价：

“此田制用意并不在求田亩之绝对均给，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，贫者亦有一最低之水准”。

事实也的确如此，均田制将荒芜田地授予农民，并以此为据收取税赋。由于“均田制”推行过程中所刻意维持的“均田”宗旨，因此，授田农户是按照丁口缴纳“租税（粮食）”。而除了租税以外，“庸”为民户需承担的劳役，在唐代为每年二十日，“调”则是“户调”，根据所处地区不同，民户上缴当地特产。

这种税制，虽然看似以土地为依据要求民户提供劳役和税赋，但是由于在具体实行过程中，其纳税和服役的主体单位为丁口，因此，这一制度仍然未能脱离“人头税”的范畴。而这种按丁计税方式的局限性，也成为唐中期租庸调解体的动因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