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56【文人】(1/2)
自五四运动以来,胡适的表现都是谦谦君子。被人当众挖苦唾骂,他也能笑脸以对,而此时终于失态骂了脏话。
周赫煊终止了与陈光甫的对华,回头问胡适:“适之兄,你还主和吗?”
胡适死盯着那些大屠杀照片,摇头道:“抗战犹有一线生机,求和必然万劫不复。四万万国民,若是举手投降,则悉数沦为待宰之羔羊。”
“很好,你终于想通了。”周赫煊欣慰道。
后世骂胡适的人很多,原因即为主和。然而主和者并非胡适一人,学术大牛陈寅恪和吴宓先生,他们在抗战初期也是主和的。
在学术界,这份主和名单可以排很长。比如北大校长蒋梦麟、北大法学院教授周炳琳,还有蒋廷黻、陈之迈等等等等,那是数也数不清。
而国党的高官群体当中,汪兆铭、孔祥熙、张群、居正、于右任、陈立夫、阎锡山、徐永昌、王宠惠、陈布雷、魏道明,这些人要么主和,要么倾向于妥协。
你敢相信?大名鼎鼎的陈寅恪先生,曾亲口说过这种话:“抵抗必亡国,屈服乃上策”。
这两句出自吴宓先生的日记,是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七天,两人饭后散步闲聊时说的。陈寅恪认为,拱手让出华北而求和,还能保住华南以偏安,将来或许可以渐渐恢复国土。若战则全局覆没,中国永亡矣。
以至于常凯申在南京沦陷后,在日记当中感慨道:“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,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,投机取巧者更甚……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,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,几乎众口一词。”
在军令部长徐永昌看来,公开主和者其实有限,更多的是隐性求和者。因为公开主和会被骂汉奸,所以官职越大、全力越盛的人,往往口是心非,高呼抗战而倾向妥协。
甚至在徐永昌的眼中,拥有军事实力的地方首脑,在刘湘病逝以后,只有共党和桂系才是真正的主战派,其余皆心怀叵测。
所以在抗战之初,常凯申是非常孤立的,靠着乾纲独断才把中国拉上了抗日的战车。
正因如此,汪兆铭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从1938年冬开始走上公开求和的道路。他觉得自己能一呼百应,然而真正的实权人物却不跟着他混,身边追随的尽是些政治失意者。
当时的舆论风向是:战败可谅,言和有罪。
对于汪兆铭的“艳电”,虽然有无数人破口大骂,但却不乏同情和共鸣者。因为他们也是这样想的,只是汪兆铭当了汉奸,而他们不敢当汉奸而已。
即便到了1939年夏天,这种军政官僚整体趋向于妥协的情况都未改变,国党中央党务秘书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:“……凭心论之,目前能以支持大局,坚决不挠者,亦似只有彼(老蒋)一人。自余之文武大员,心盼速和而不敢出诸口者,比比皆是,终以蒋先生之威望,不能不绝对服从,忍耐痛苦,坚持到底。汪先生之离变,正为一般有知识者之代表。”
我们以前揭了常凯申许多黑底子,但实话实说,老蒋对抗战的贡献非常巨大,即便他各种微操作坑害队友。他身边的那些军政大员,十有八九都想着赶快议和,老蒋通过独裁手段生生压了下来。
这也是即便到了抗战后期,还有很多热血青年支持常凯申的原因,他们认为唯有英明领袖独裁才能抵抗到底。
可想而知,现在丢了广州,武汉马上也要弃守,中国疆土沦陷近半,那些军政大员的士气该有多低落。有人甚至认为,中国能够坚持一年而不速亡,那是因为日本还没有来真格的。
陈寅恪就更悲观了,直接在诗里来一句“南渡自应思往事,北归断恐待来生”。他把中国比作南宋和南明,认为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,收复华北只能等到下辈子了。
你自己悲观倒也罢了,为什么偏要写成诗歌,让这种负面情绪影响更多人?
后世有本描写文人南迁的书叫《南渡北归》,书名便是引用于此,但未免有些不合适,文人们并非一个个都像陈寅恪那么悲观。
倒是陈寅恪的父亲更有文人风骨,在平津沦陷后,陈三立先生坚决不愿投日,绝食五天,忧愤而死。
当然,咱们也不能把陈寅恪往死里批判,他只是悲观消极太甚,爱国之心还是有的。至少陈寅恪在香港的时候,两次拒绝日寇的威逼利诱,辗转跑去西南大后方当老师。
陈寅恪的思想和行为很矛盾,但又能代表很大一部分文人。他对时局既悲观又失望,还写诗埋怨老蒋的抗战是独夫行为,把国家前途当做赌博来孤注一掷。面对日寇40万大洋的利诱,他又能冒死两度拒绝,跑到西南的穷乡僻壤去过苦日子,并饿着肚子一边教学一边做研究。
胡适的选择又不相同,他在抗战初期,跟陈寅恪的想法一模一样,其后迅速完成了思想的转变。
或者说从未改变,胡适一向是“实干派”和“悲观派”。
七七事变以前,胡适上蹿下跳搞求和,多次请命担任中国驻日大使,要为中日两国的友好贡献力量。一看战争已经无法避免,胡适又上蹿下跳,多次请命担任中国驻美大使,想要说服美国介入中日战争。
或许老蒋是被烦得不行了,才把胡适任命为特使扔美国去,随便他怎么在美国瞎折腾。
即便到了现在,胡适也认为中国抗战必败,除非美国能站出来拉一把。他没有像陈寅恪那样写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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